如何评价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这本书？

400年前的有钱人生活指南

这本《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是加拿大史学家卜正民的名作，联系到他曾来到本朝做过交换生的经历，我认为这本书的创作绝对是“别有用心”，他显然已经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有所觉察，并在他的业务范围内（明史）对这些问题加以阐述，这是明朝人的困惑，也是本朝人的困惑，归根到底是作为学者的老卜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困惑。
外国的汉学家的论著特点就是文字优美、构思精巧、以小见大，本文以“春夏秋冬”四季比喻明朝经济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并以此为框架描绘了明朝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确别出新意。但这也不是作者原创，而是受到明末官僚文人张涛《歙县志》的启发，这位明朝末年的“愤青”，在他历经官场蹉跎后仍然不忘初心，对所处时代大加批判。他认为明朝历史是一部无情的衰弱史，大明帝国从太祖武皇帝所强力推行的稳定的道德秩序滑向一个完全因商业化所导致的道德堕落秩序混乱的社会。无论张涛那悲天悯人情怀多么的不合时宜，他的很多批评的确富有先见之明，而他的很多悲观预言都一语成谶，甚至结果是这些预言中最糟糕的情况。他死后不到三十年，貌似繁盛的帝国就轰然倒塌，那位“朕非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不得不在农民军起义的浪潮中感慨道“臣乃亡国之臣”并最终吊死在景山的歪脖树上。

在张涛看来，由洪武皇帝一手开创的早明社会物质虽不富足但仍能通过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做到“家给人足，居则有室”，没有物欲驱使的小农经济社会民风朴淳，社会治安良好“盗贼不生，比邻敦睦”，如同静谧的冬季和谐而安逸。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或许并不如张涛描绘的那样惬意，经历了元末的动荡，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换以至“多绝户荒田”，出于恢复生产的考虑，朱元璋肯定“重农抑商”以保证生产力的稳定。再加上太祖本人早年穷苦的经历使其对商人士绅产生本能的反感，各种政治措施必然不会有利于“四民之末”的发展，如“保甲制度”、“路引制度”、“商人申报制度”等，甚至有“商人不得在街上穿丝绸”的规定来抑制商人社会地位，太祖还曾计划国家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发行的“宝钞（纸币）”取代贵金属流通，可惜计划流产，纸币没有在百姓心目中树立起信心（可能与制币技术不成熟有关）。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对国家经济进行如此宏观的调控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现今社会也不能完全做到。而洪武皇帝也知道商贸是辽阔帝国下各行百姓生活之必须，因此他的理想只能通过强有力的严酷律法加以实现，可惜这仍然无法挽回各项制度的松动，乃至于与自己革了自己的命，原本为了抑制豪强地主的“保甲制度”因“总小甲”邓茂七的暴乱名存实亡。中央经历了“土木之变”后干预能力大幅衰退，冰雪消融，冬去春来，骚动由此开始了。

显然张涛与大多数赞春誉春的咏春文人不同，他似乎已经看到了“春之殇”。万物复苏的季节牛鬼蛇神肯定也要重新活跃，“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无常。东富西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太祖的伟大训育《大诰》（类似现代的判例法）在实践上被束之高阁，仅仅成了百姓一门例行公事的“政治思想必修课”。他的实际作用可能仅仅是缅怀先祖，顺便可以为犯罪者减刑（犯罪者家中存有大诰可减刑一等）。更为危险的是商业经济发展对上层建筑的腐蚀力，据说土木之变之前请名人撰写祭文二三钱银子即可，土木之变后却“文价高涨”，达到一两银子，官员们视此现象犹如废除皇帝一样恐怖，这是“世道日非”的铁证，“四民之首”竟然沦落为与“末流”一样“唯利是图”，这似乎预示着在上流社会里也奉行着斯文扫地的“金钱社会”法则，不亦悲乎？

到了张涛所处的“盛夏”时节，情况愈演愈烈，“奸豪变乱，巨滑侵年”，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贫者穷极思变，富者骄奢淫逸，即便有忧民济世情怀如张涛者，也是无能为力。商品经济发展不断刺激人们“吃喝嫖赌抽”，由此引发的“坑蒙拐骗偷”国家机器却无力监管，虚浮之风蔓延到“四大皆空”的佛教界，各寺庙以塑金身之材料名贵，造型华美为念。甚至主殿供大日如来，侧殿供财神、药师佛等等，清净道场弥漫着一股世俗风尘气息。商品经济作为“欲望机器”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动力还表现在奢侈品享受等娱乐活动和文艺发展，以至于言情小说、演义小说、乃至色情小说不断繁荣，作为一种基本需求，妓院也生意兴隆，还有更高层次的“艺妓”（如明末柳如是）得到了社会的欢迎，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张涛看来，这都是亡国之兆的“淫欲”，因为这些欲望很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诈伪有鬼蜮，靡汰有丘壑”。古人信奉天人感应，而明末正处于小冰河期，天灾时常有之，明朝出版的《万用正宗》中就详细记载“天文祥异”与天灾人祸的奇妙关系，迷信的表象下隐藏着文人士大夫对时局的担忧和困惑。

鬼蜮横行，商业经济发展的丰收季节——秋季降临，富者自然可以继续困惑，贫者则没有那份情怀和精力，之后的历史就跟那几千年来的王朝更迭没有太多区别了，无数精英阶层深陷王朝覆灭的危机当中但最终没有完全毁灭，他们当中一部分幸存下来与新的统治阶级立足于更广泛的社会权力之上，衰弱过后秩序得以重建，张涛的理想没有实现，他的困惑与忧虑还将再一次上演，如果说新的王朝真的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脑袋上要梳着一条马尾辫。

明代有一个人叫张涛，在卷轶浩繁的《明史》中，他只出现过一次，但还是被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注意到了。

张涛（1554-1618）是生活在晚明的知识分子。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他刚在歙（shè）县（今安徽省黄山市）任知县两年，便编撰了地方志《歙县志》。

在方志中，张涛借用四季，将明朝的历史分为「冬春夏秋」，描绘了自己对王朝社会生活与风气衰落的悲观感受。

卜正民的著作《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的整体结构，便借鉴了张涛回顾历史时的眼光。他认为，张涛对明王朝的看法，包含着某种隐喻。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作者：卜正民
译者：方骏、王秀丽、罗天佑
出版社：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

所以，同样地，卜正民一改传统的编年史方法，转而将明朝分为：冬季（1368-1450）、春季（1450-1550）、夏季（1550-1642）、秋季（1642-1644）四季（和张涛在时间点上有所不同），对应明朝的早中晚期以及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书写了一部角度多样，内容驳杂的明史。

这本书的副标题「纵乐的困惑」，多少有一些标题党的嫌疑。实际上，书中所指的「纵乐」并不是狭隘的「放纵淫乐」，而是泛指广义上商业发展后的社会风气。

明代以来，手工业得到长足发展，但狎妓、好男风等也的确变得流行起来，这种追求享乐的生活方式为儒家知识分子所不喜。士绅们非常担忧金钱腐蚀人心，并将其归咎于商贾。所以，他们才会一面接受物质层面的发展，一面否认这种发展是商业带来的好处。

▲明 商喜《明宣宗行乐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01.

王朝的兴衰季节

「明王朝是冬季的安详和静谧中开始的」。这个季节是张涛最喜欢的季节，在他的想象中，开国皇帝朱元璋治下的明朝「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充满了男耕女织的祥和场面。

▲明 文徵明《湖舍耕织图》

然而这个和谐冬季很快就被喧嚣的春季扰乱了：

「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捷，起落不常」。

好像商业雾霾的来临污染了冬季干净的天气。在这个环境中，「诈伪萌矣，讦争起矣」。

到了王朝的夏季，这股不祥的商业风气冲到了疯狂的地步：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

以至于「诈伪有鬼域矣，讦争有戈矛矣」。

到了张涛在歙县生活时的17世纪初，他觉得自己已经被困在了萧索的秋季：

「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于是鬼域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

显然，像当时大部分士绅一样，张涛对商人满怀偏见，他对明朝商业的发展并不看好，甚至感到愤怒。讽刺的是，士绅阶层的物质享受，相当程度上正是来自于那时代商业的发展。

卜正民指出，「纵乐的困惑」正在于「在中国历史中的某个『长时段』（Longuedurée）里财富所带来的快乐和这一快乐所触发的困惑。」

▲明 计盛《货郎图》辽宁博物馆藏

02.

商业与文化的结合

卜正民在书中提到了各类群体，如商贾、官僚、文人、织工、工匠、妓女、游民，也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城墙砖、集市、饥荒、奢侈品、寺庙、印刷。每一处都有丰富的细节，相互联系，组成了眼花缭乱的明代社会史。连他自己都说：

「你将读到的与其说是一部明代的经济史，还不如说是一部文化史」。

对于这些从卜正民细腻的笔端流出的有趣故事，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D.Spence）夸赞道：

「卜正民把明王朝那个捉摸不定的迷人世界，放入一个概念清晰的时间框架里，即使你不具备任何专业知识，也能畅读其中。本书记录了各色各样的明代人物与他们各色各样的问题，还有那个世界里的要物：砖与桥，市场、寺院与邮政，女性与时尚，印刷业，激情与征兆。本书把明代生活的全貌——这么一个活力澎湃的复杂体——展现出来，在英语世界里当属首见。」

▲明 唐寅《孟蜀宫妓图》故宫博物院藏

我们可以以印刷为例，探索商业与文化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明朝初年（冬季），普通百姓从商大多是因为处在贫瘠之地，没有那么多土地可以耕种，才走上了商贩之路。彼时，交通系统正处于战乱后的恢复阶段，做长途运输批发贸易的商人会经常面临交通事故，甚至溺水而亡。而儒家对商业的否定，也加剧了商贩的艰辛。

不过，这并不能阻止商品的流通。基本上每个县治都会有永久性市场；军事要塞、交通干线、河流交汇处等地，还有定期开放的集市。

手工制品的最大消费者当然是皇室。这刺激了手工业部门的发展，私人作坊也非常喜欢精品造新样式的丝绸、瓷器等。

▲明 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描绘了明朝中期苏州的繁华景象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相比之下，明朝前期的印刷业则发展缓慢了许多。这时的书籍昂贵，很多人渴望读书却又买不起，只好亲自抄写，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宋濂（1310-1381），「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就是大家熟悉的典型例子。

但另一方面，大量印刷品却被集中使用在政府公文，以及开国皇帝朱元璋想让人们阅读的儒家读本、礼仪手册，和刑典《大诰》上。这些书籍看似品类丰富，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教化民众。

到了明中叶（春季），「商业逐渐渗透到士绅文化习俗的圈子里，以一种大多数士绅难以察觉的具体形式——书籍」。虽然非营利性书籍的出版依然普遍，但「真正日益推动着书籍出版的是商业，那些作备考和消遣之用的书籍在读者之间流通开来」。

▲明刻本《西厢记》

大量的廉价读物培育了庞大的读者群体，也推动了识字率的提高。另一个印刷业发展明显的证据是，江南大户人家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私人藏书。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发展并不代表知识的流通已经普遍地不受限制，例如与工艺知识相关的图书往往会被专业人员保护性占有，在狭小的圈子里流传。

然而，这些大大小小的限制，在明朝末年（夏季）越来越形同虚设。

比如在早先，占卜预测之事只能由皇帝来完成，其他任何人多嘴都有可能招致杀头之罪。但晚明的书商余象斗完全不怕在书上印刻这类内容，他出版的《万用正宗》一书中，就毫不避讳地包含着「天文祥异」的内容。「这样的内容更加证实了书籍印刷的商业目的和本质」，只要有利可得，任何东西都可以印刷成书。

另一个极端案例也在佐证着商业印刷品的盛行。

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李贽（1527-1602）曾严厉地批评过儒家的传统思想，其书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引发了朝廷的担忧，最终导致其入狱并自杀。但由于很多喜欢藏书的士绅往往会隐匿李贽的书籍，朝廷根本无法做到全部查禁。对此，卜正民很肯定地说，「商业性印刻书籍使禁书成为不可能」。

▲明万历年间刻本《李氏焚书六卷》

包括张涛在内，许多知识分子对此忧心忡忡，担心通俗文学将毁掉正统的儒家学说。因为已经有相当多士绅被吸引，收集追求感官享受的图书。

▲明万历《新刻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03.

不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

除了印刷以外，纺织、冶炼、造纸、制瓷，各行各业也都蓬勃发展起来。于是关于明代商业经济的总结，就出现了那个十分常见的说法：明朝开始，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然而，卜正民却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按照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观点，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一种是市场经济，将剩余农业副产品吸纳正常的交换体系；另一种是「次经济」，即非正规化的经济活动，自给自足，「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物品和服务的直接交换的世界」。市场经济会依靠「次经济」取得剩余农业副产品，完成产品的重新分配。

卜正民沿袭布罗代尔的观点，他指出，不考虑规模因素，这种模式实际上和明代后期的经济十分类似。在明代，发达的江南地区的家庭纺织业的确已经「从自己的次经济中分离出来」，但从更广大的地区上来看，市场经济还无法取得统治地位，「并最终瓦解这种次经济」。

而且，从更大的问题意识出发，布罗代尔认为，「不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资本主义就会自发地出现，资本主义是在建立于市场经济之上的社会阶级制度内形成的。」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是欧洲的社会结构与市场经济相互作用的特殊结果。其他社会，如明代中国，不一定会发展出同样的结果。因为欧洲近代早期社会和中国明代社会「在精英阶层构成、国家权力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尽管如此，卜正民强调，「这并不是说中国在产生资本主义上『失败』了」。明朝创造了别的东西：「一个广泛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没有瓦解「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村家庭」，没有将生产和消费完全分离。

「它在缓慢但是必然地走向士绅社会发展，通过消除儒家思想对商业的蔑视，使一个涵括精英阶层利益在内的强大联盟在清代得以形成。但是，这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也就是说，卜氏认为市场经济在明代还没有完全成熟，即使完全成熟也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资本主义。这算是颠覆了人们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经典论述的认知。

▲明 佚名《马球图》（局部）维多利亚·阿尔贝蒂博物馆藏。

事实上，在卜正民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质疑。

譬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到：

「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韦伯提到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就是一种禁欲且合理增长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由新教伦理孕育而生的。然而，中国的儒家并没有产生这种精神，反而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因为儒家的特点会尽量以不改变现状为前提，维护现世的种种存在。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指出：

「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现世，而清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

但韦伯并不是说中国不可能融入到资本主义中来，他认为「可以预料，中国人同样能够（也许比日本人更加能够）在现代文化领域学会在技术与经济上均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

所以韦伯强调的是，中国不能自发产生像欧洲一样的资本主义，但可以模精品成熟的资本主义。

▲明 佚名《春庭行乐图》南京博物馆藏

不仅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也有过很多反思。

历史学家李伯重就认为，中国一直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好像所有事情都必须达到「西方有，我们也有」的程度。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20世纪刚出现时，不光是史学研究问题，更是意识形态问题。这导致中国历史学者还没有弄清楚「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就已经因政治理由而选边站了，这自然不是史学研究应有的态度。正如李伯重在《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中所言：

「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

总之，卜正民看似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角度，用来解释资本主义为何没在中国出现，但探讨的还是一个老问题。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学界曾被喻为史学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的「资本主义萌芽何时出现」的问题渐渐无人问津了。

04.

现代中国的困惑

从整体上阅读《纵乐的困惑》，我们可以明白，卜正民借用张涛的「冬春夏秋」对王朝的比喻，但他不同意张涛对商业的反对态度。

张涛设想中明初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其实从未真实存在。从明中叶开始，已经用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将商业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在明朝灭亡的「秋季」，商业并没有让中国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只是和其它因素一起影响了改朝易代而已。

到了清代，士大夫们还会继续充满商业社会道德沦丧的困惑，然而这无法阻止清代士商融合的进程。

卜正民在书的最后认为，张涛或许仅有一点是对的：他想回到的不仅仅是男耕女织的「冬季」，而是想回到父权家族、等级秩序和中庸价值体系中去，「正是这些东西维系着中国——而不仅仅是明代——的社会结构秩序」。

▲《大明坤舆万国全图》
1608年明宫廷摹绘本
南京博物院藏

而这，恰好是卜氏写作《纵乐的困惑》的缘由。1976年，卜正民在复旦大学读书，亲身体验到「令人惊悸的春天」。

90年代，卜正民在目睹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后，感受到了现代中国发出了与明朝极其相似的困惑：经济、道德、文化，物质与精神究竟能否找到平衡之处？

也许即便看完卜正民这本著作，我们可能也不会有准确的答案。但当我们跟随卜正民（还有张涛等书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对明代进行巡礼与反思后，我们应该会看到一个蕴含希望的前路；一个难免困惑，而未来可期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