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面临怎样的气候威胁？

 2022/04/04??出版 

IPCC在《气候变化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报告中首次详细描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和行动的紧迫性，“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将错过一个短暂而迅速关闭的机会窗口” 

文｜财新周刊 黄晏浩 

发布第六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二部分的前一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线上会议出现了让人吃惊的一幕。 

2022年2月27日IPCC举办的一次线上闭门会议上，代表俄方参会的俄罗斯政府代表团团长阿尼西莫夫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致歉。据多名与会者透露，阿尼西莫夫用俄语向参会的数百名各国政府官员和气候专家表示：“让我代表所有未能阻止这场冲突的俄罗斯人表示道歉。所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都找不到对乌克兰进行这种攻击的任何理由。” 

阿尼西莫夫是一名来自圣彼得堡国家水文研究所的科学家，主要研究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他在事后接受采访时称，自己在闭门会议上的发言“仅表达了我的个人意见和态度”。 

乌克兰代表团的克拉科夫斯卡在发言中指出：“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和对乌克兰的战争有着相同的根源——化石燃料，以及我们对它们的依赖。”她还动情地表示，只要有互联网，只要没有炸弹落在头上，她和乌克兰的同事们就会继续为制定和发布这份联合国气候报告而工作。

俄乌冲突已持续一个多月，给普通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已有超过1000万民众因冲突而被迫流离失所，占战前乌克兰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战争这只“黑天鹅”飞翔的同时，气候变化的“灰犀牛”早已步步踏来，给地球生态和人类社会带来全面威胁。 

2月28日IPCC发布的第六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二部分，名为《气候变化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下称《报告》），这是IPCC首次在报告中描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和行动的紧迫性。“累积的科学证据是明确的：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福祉和地球健康的威胁。” 

《报告》的“决策者摘要”写道：“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将错过一个短暂而迅速关闭的机会窗口，关乎确保所有人都有一个宜居和可持续的未来。” 

《报告》包括18个章节和7个跨章节文件，引用了超过3.4万篇科学论文，由67个国家的270名作者共同撰写，此外还有675名供稿作者。《报告》全面介绍了各大洲、各生态系统以及人类基本福祉等面临的气候威胁。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主任、《报告》第十章主要作者协调人（CLA）罗勇向财新表示，气候变化对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已经造成了广泛的不利影响，也造成了相关的损失和损害，“这次报告确认气候变化已经超过了自然气候的变化范围”。他说，“2040年以后，根据全球变暖的程度，气候变化将导致自然和人类系统面临诸多风险。我们作者也统计了一下，大概有127个已经确定的关键风险。” 

在梳理气候威胁前，需要结合2021年8月发布的IPCC第六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一部分《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重温以下确定结论：与工业化前时期（1850—1900年）相比，全球表面温度升高了1.09℃，在极低到极高排放的五条未来路径中，即便是极低排放的SSP1—1.9，全球升温也将在21世纪30年代达到并超过1.5℃；《报告》认为，根据目前的各国政府政策，到2100年，碳排放将导致气温上升约2.6—2.7℃。如果政府加强这些政策，以履行近期减排的承诺，气温将上升约2.3—2.4℃。（详见本刊2021年第36期《联合国最新气候报告回答了哪些问题？》） 

1.5℃和2℃是《巴黎协定》提出的两大温升目标，在此条件下已会产生许多不可逆转的后果，比如温升超过1.5℃的情况下，世界上大多数珊瑚礁将因为更频繁的白化而开始减少。因此，许多前提条件是“温升1.5℃”或“温升2℃”的气候影响结论，已经不单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全球将会面对的现实。 

自第三份评估报告开始，IPCC就用一种被称为“燃烧余烬图”的方法，来直观地展示不同系统因温升提高而从低风险到高风险的转变。这种图示里，横坐标是不同的系统，纵坐标则是温升的数字，白色代表检测不到的风险，黄色是中风险，红色是高风险，紫色是极高风险——每一根条形图都像一条正在燃烧的纸条，温升越高，我们的世界就越处在燃烧的火焰之中。 

物种灭绝风险 

在地球历史上，曾经有过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最广为人知的是白垩纪末期的“恐龙大灭绝”。一般认为其成因是一次巨大的陨石撞击，导致当时的地球霸主——恐龙销声匿迹。 

但“恐龙大灭绝”的灭绝程度在地球历史上只排第四，排第一的是发生在约2.5亿年前二叠纪末期的大灭绝，当时许多生物门类整个消失，据估计有81%的海洋生物物种和约89%的陆地生物物种在6万年内灭绝。 

除了陨石撞击，导致生物大灭绝的原因还有火山爆发、冰河时代，也有可燃冰融化放出大量甲烷。虽然不一而足，但都是自然过程。现在，科学界越来越相信，地球已经身处“第六次大灭绝”之中，而始作俑者正是人类。 

IPCC目前将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提升至“毫无疑问”的级别：自1850—1900年以来，人类引起的全球地表总温度升高的可能范围为0.8℃—1.3℃，最佳估计值为1.07℃。而《报告》则强调，气候变化已经让一些物种灭绝，并可能使更多物种灭绝，“导致气候变化的人类活动正在加速这一过程”。 

《报告》用“普遍存在”来形容目前全球发生的物种灭绝。对976种动植物的分析显示，47%的物种因气候变化在局部地区灭绝。另一篇被《报告》引用、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对全球538个物种的分析显示，有44%的物种已在局部地区灭绝。 

上述论文指出，物种在容忍温度上升的过程中有其限度，如果温升超过0.5℃，研究所分析的一半物种将面临局部灭绝；温升超过2.9℃，有95%的物种都将局部灭绝。“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如果遵循《巴黎协定》来应对气候变化，到2070年地球可能有不到20%的物种灭绝。”论文作者之一、亚利桑那大学教授John Wiens表示：“如果温升更高，就可能有超过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动植物消失。” 

随着温升的提高，更多的物种将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变成离灭绝仅差一步的“极度濒危”，而且不可逆转——如果全球升温1.5℃，预计9%（最多14%）的物种将极度濒危；升温2℃，这一数字将变为10%（最多18%）；升温3℃，变为12%（最多29%）；升温4℃，变为13%（最多39%）。即便是1.5℃的最好结果，物种灭绝速度也是自然状况下的1000倍。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世界上最严重的物种大灭绝时期，物种流失度是自然状况下的100到1000倍。两栖动物和哺乳动物差不多消失了58%。我们永远失去了这些物种。”英国野生动物保护专家Terry Townshend曾对财新表示。 

在这些永远失去的物种里，有三个被《报告》确定“凶手”就是气候变化：位于澳大利亚的狐猴环尾负鼠，其白色亚种在高温下非常脆弱，已经在2005年的热浪后消失；金扁蟾，曾大量存在于哥斯达黎加一片狭小的热带雨林，自1989年后再没被发现；澳大利亚大堡礁的一块沙洲上生活的珊瑚裸尾鼠，于2016年被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宣布灭绝。 

1845年，英国海员在大堡礁北部的珊瑚礁上，发现了一种棕色皮毛的老鼠，体型较大，被形容为长着白种人特有的“罗马鼻”，尾巴末端长着粗糙的鳞片，只生活在一块面积仅15亩大的沙洲上。它被命名为“珊瑚裸尾鼠”，是珊瑚礁特有的一种哺乳动物。2009年之后，珊瑚裸尾鼠再也没有出现，2016年正式被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宣布灭绝。昆士兰州表示：“这可能是有记录以来首次哺乳动物因人为气候变化而灭绝。” 

这一消息曾在动物保护圈引起哀鸣。据昆士兰州政府的公告，珊瑚裸尾鼠的灭绝要归因于气候变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海水淹没珊瑚礁，直接导致珊瑚裸尾鼠个体死亡的同时，也减少了它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物种灭绝。 

正如珊瑚裸尾鼠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没”，全世界的物种都面临被气候风险上升而“淹没”的悲剧。在陆地中，随着气候变暖，物种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向更高纬度或海拔高度“上移”，迫使它们随之迁移。《报告》称，全球范围内有20年以上长期记录的物种中，将近50%的物种向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转移，三分之二的物种春季物候提前。简而言之，动植物们纷纷逃向山顶，“山区可能成为一些来自低海拔地区物种的避难所”。 

在海洋，生物们则靠近南北极避难。《报告》显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洋群落向南北极移动，平均每十年移动将近60公里，随之而来的是海水变暖酸化造成的生物数量减少、物种灭绝和食物链的重新排列。 

适宜的生存资源变少，物种灭绝的风险可想而知。或许有一部分物种可以适应这些气候变化，在物竞天择的斗争中保证自我的繁殖和扩散，但不会占据多数。“我们可能看到行为的变化、向新地区的扩散，以及基因进化。但这些变化很小，适应也很有限，无法适应的物种将完全消失。”《报告》称，“例如，北极海冰正在融化，可能在一个世纪内的夏季消失。这意味着生活在海冰上的动物可能灭绝，比如北极熊、一些海豹和海狮。” 

《报告》警告说，生物多样性是地球所有生命的基础，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果生物多样性的重点地区消失，意味着提供野生和养殖食物、药物及其他材料的物种和栖息地消失，也意味着气候调节、授粉和水质净化等功能消失。“所有的这些，都维持着我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在自然条件下拥有繁荣的生物多样性，更能抵御起源于自然或人类的干扰。” 

冲击人类基本福祉 

在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被撼动的同时，气候变化也正在冲击许多人类习以为常的基本福祉：足够的饮用水、营养充足的食物、良好的居住条件、免于疾病的权利。 

水安全首当其冲。一方面，气候变化导致水文循环加速，让水安全变得更加脆弱，既面临总体水资源的短缺，也有水质变差、地下水的盐碱化等问题。目前，全球约40亿人每年遭遇至少一个月的严重水资源短缺。如果温度上升2℃—4℃，预计将有30亿—40亿人面临物理性缺水；另一方面，洪水和干旱将更加频繁，更加反常，也造成更大的损失。1970年—2019年的全球灾害中，34%的人员死亡和干旱有关，31%的经济损失与洪水有关。如果温度上升1.5℃—2℃，洪水造成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将增加1.2—1.8倍。 

作为绝对的用水大户，种植业直接受到水安全问题影响。《报告》称，1981年—2010年，降水量的变化导致世界主要粮食作物减产，其中玉米减产4.1%，大豆减产4.5%，水稻和小米均减产1.8%。1983年—2009年，全球约四分之三的收获面积（约4.54亿公顷）经历了气象干旱导致的产量损失，累计经济损失1660亿美元。而洪水和干旱的反常与频发，也将影响主要种植作物的面积和产量，到本世纪末，玉米等雨养作物的产量预计将下降20%—33%。 

气候变化还影响畜牧业和渔业。如果温度上升2℃，到2050年全球牲畜数量预计下降7%—10%。能被捕捞的渔业物种将会减少，能够人工养殖的栖息地也将缩小。1930年—2010年，全球海洋变暖，几种海洋鱼类种群的最大可持续产量下降了4%。在能实现2℃温升目标的RCP2.6情景下，2100年的全球海洋动物生物质相比1970年将下降5%，在高排放的RCP8.5情景下将下降17%。 

“气候变暖正在阻碍实现联合国‘零饥饿’和‘人人有水’的目标，越来越多的气候极端事件使数百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康奈尔大学农业和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报告》第五章主要作者协调人Rachel Bezner Kerr说：“我们的评估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减缓农业生产力的增长。还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带来的预计风险（如干旱、洪水和热浪）会导致粮食生产突然损失，并限制人类获得多样化和营养丰富的食物。” 

疾病风险也在上升。《报告》“非常高信度”地确定，气候变化正导致多个区域出现越来越多的不良健康结果，包括传染病和非传染病，“净影响在所有地方基本都是负面的”。 

疾病来自许多方面：

第一，气候变化将导致虫媒传染病更易传播，比较明显的是蚊子传播的疟疾、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黑腿蜱虫传播的莱姆病。人们发现，疟疾在向高海拔地区传染，登革热和莱姆病发病均有增加，这些都与气候变化显著正相关；

第二，高温、强降水和洪水增加了受影响地区的霍乱和其他肠胃疾病，既导致沙门氏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增加，也导致水传播疾病增加；

第三，人类越来越暴露在高温下，慢性呼吸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也助长精神疾病。 

几种因素叠加之下，人类的居住环境正在恶化。目前，约有16亿—33亿人生活在高度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有15亿—25亿人生活在缺水地区，20亿人经历着中度或严重的食物短缺，8.96亿人直接暴露在气候和非气候叠加影响的沿海灾害之下。到2050年，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气候变化——如果气候变化得不到缓解，所有数字都将持续提高。 

和普通的动植物一样，人类也在“用脚投票”，逃离家园成为气候移民。大多数移民发生在国界以内，自2008年起，平均每年有2000万人因极端天气事件在国内流离失所，他们主要的移民方向是从农村到城市，也有向富裕国家的国际移民。 

中南美洲是全球城市化率第二高的地区，高达81%，仅次于公认最发达的北美。《报告》指出，在中南美，移民很常见，干旱、暴雨、飓风等导致山体滑坡和洪水的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扩大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规模。与此逻辑类似，仅2015年—2020年，全球城市人口增长超过3.97亿，其中90%以上发生在欠发达地区 。 

那么，城市就安全吗？《报告》的结论是：“在所有城市里，人和资产面临的气候变化相关灾害风险均有所增加。”首先，城市“热岛效应”会使大城市更暖，中纬度地区的城市，尤其面临气温上升的风险，到 2050年，在所有排放情景下，其热应激水平可能是农村环境的2倍；其次，大部分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将导致更大的洪水，比如在亚洲，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和约9.32亿的城市居民生活在洪水高风险地区；最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遗留基础设施在设计时未考虑气候风险，无法避免热应激和洪水带来的伤害。 

《报告》第四个跨章节中，IPCC首次将地中海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地中海地区居民约5亿人，城市化水平高，基础设施发达，是最繁忙的航线之一。更重要的是，该地区的地表温度相比工业化前已提高了1.5℃。从这个意义上讲，地中海就是一个正在经历“全球未来”的气候样本，可以从中一窥人类基本福祉将受到的冲击。 

1993年—2012年，地中海地区海平面每年上涨2.4毫米，远超20世纪的平均值1.4毫米，其37%的沿海地区、4200万居民处于海岸侵蚀和洪水的中高风险之下，49处世界文化遗产中有37处可能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在气候模型中，地中海地区的变暖速度约比全球平均水平高20%。该地区如今已经有1.8亿人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大量城市居民暴露在高温热浪下，农业对灌溉用水的需求不断增长；此外，地中海沿岸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移民地区，自2014年已经有超过2万人死亡，气候变化据信是地中海地区产生移民的原因之一。 

“有一整章专门讨论了对地中海的影响，这确实令人震惊。气候危机的后果可能严重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的基础，首先是农业和旅游业，并影响到每个人。”世界自然基金会意大利分部气候和能源负责人玛丽亚格拉齐亚·米杜拉说，“这必须立即改变。” 

不平等放大器 

米杜拉的紧迫感，可能来自意大利所处的南欧地理位置。南欧是欧洲受到气候变化冲击最强的地区，而且承受了不平等的气候待遇：在温升不超过2℃的情况下，南欧将出现缺水，从而限制农业的灌溉，玉米等作物的产量将遭到损失；相形之下，北欧的小麦产量反而会增加。 

“气候变暖和干旱对南欧的影响最为强烈，气候变化带来的直接机会主要出现在北欧。”《报告》表示，“这会加剧整个欧洲现有的不平等。” 

确实，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平等放大器”，它既给不同地区带来好坏不一的影响，又对更脆弱的人群施加更大的伤害。目前，约有33亿人生活在高度脆弱或极高脆弱的地区，约18亿人生活在低度脆弱或极低脆弱的地区，两者面对气候变化的风险相去甚远。过去十年的统计发现，生活在极高脆弱地区的人死于风暴、干旱或洪水的可能性，是生活在极低脆弱地区人的15倍——前者主要包括莫桑比克、索马里、尼日利亚、阿富汗和海地，后者则主要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瑞典。换言之，更脆弱的是穷人和穷国。 

“气候变化不会平等地影响世界各地的人和环境，适应能力最差的往往是最贫穷的人。”英国约克大学环境与发展学院教授、《报告》第八章主要作者Lindsay Stringer说。 

非洲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少的地区之一，但已经受到气候变化广泛的损失和破坏，而且异常脆弱。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有55%—6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95%的农田收获靠降雨，玉米和小麦产量由于气候变化平均分别下降了5.8%和2.3%，未来任何一年都将有270万人因洪水流离失所，是1990年以来全球惟一一个洪水死亡率上升的地区。《报告》表示，自1991年以来，非洲国家的人均GDP比没有发生人为变暖的情况下平均低13.6%，“平均气温升高和降雨量减少将进一步降低非洲的经济产出和增长，负面影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大”。 

另一个我们熟知的贫穷地区拉丁美洲也面临同样处境。《报告》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拉美贫困人口从2018年的1.82亿上升到2.09亿，极端贫困人口从6300万上升到7800万，更容易受到气候冲击，农业预计减产，传染病风险增加，社区陷入贫困陷阱。举例来说，相比1950—1954年，2016—2021年登革热传播的潜力增加了17%—80%；如果不采取严格的减排措施，气候模型预测，到2050年，作为粮食出口地区大洲，拉美部分地区的粮食产量反而将低于其人口需求。 

对于海洋中的一些岛国，气候变化更直接威胁它们的生存，一场热带气旋就是灭顶之灾。2015年的热带气旋“帕姆”给瓦努阿图造成了GDP占比64.1%的损失；2017年的热带气旋“玛利亚”摧毁了多米尼克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损失超过当年GDP的225%。 

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岛国基里巴斯前总统阿诺特·汤表示，基里巴斯人民为世界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的后果而埋单，“我看过基里巴斯人用珊瑚建造防波堤，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建材可用；也看到他们的房屋被海水冲走，而没有其他房屋可栖身”。 

最贫困的人口首先受到严重冲击，但他们却是碳排放最少的群体，这种不平等带来的资金需求是历次气候谈判中不变的主题。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以帮助后者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巴黎协定》进一步明确到2025年都将保持这一资金规模。 

但到2021年11月召开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围绕“1000亿美元”各国再次讨价还价。最后的谈判成果是，资金需要“显著增加”至超越每年1000亿美元，发达国家继续现有义务至2025年，并于2024年完成2025年后新资金量化目标的成果。据经合组织（OECD）2021年9月的数据，2019年发达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仅796亿美元，增长缓慢。 

因此，《报告》在“决策者摘要”里强调，气候融资“不足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联合国气候谈判最不发达国家联盟（LDCs）主席马德琳·迪乌夫·萨尔称，自己“怀着极大的恐惧和悲伤”阅读《报告》。“气候变化引发毁灭性的损失和破坏，且很不公平地给弱势群体带来更大冲击。”他说，“这份报告显示，缺乏可获得的资金支持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障碍之一。” 

适应与气候可恢复力 

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战略分别是减缓（mitigation）和适应（adaptation）。长期以来，减缓一直处于舆论舞台中央，适应工作则进展缓慢，《巴黎协定》设立的全球适应目标要求一直未曾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王谋对财新表示，气候适应工作推进缓慢的原因之一，是适应的影响局限在每个国家内部，与经济建设和发展更相关，因此发达国家对此的关注较小，不同的地区也面临不同的适应问题，难以确定全球目标。 

IPCC也在提高适应的重要性。2007年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时，适应的内容仅有一章；2014年的第五次评估报告，适应已经占据了四章的篇幅；而本次《报告》中，适应几乎出现在每一个章节，是贯穿全文的主线之一。 

“适应主要通过调整现有系统来减少气候风险和脆弱性。”《报告》决策者摘要写道，“适应可以产生多个额外好处，对农业生产力、创新、健康和福祉、粮食安全、生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都有改善的作用，还能减少风险和损害。” 

“我们可以适应气候变化，但适应是具有一定极限的。只是依靠适应，不能完全地应对气候变化。”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报告》第四章“水”主要作者刘俊国向财新介绍，约60%的适应措施是为了应对与水相关的灾害，包括灌溉、雨水收集等。 

从《报告》来看，适应的措施也确实集中在农业上应对干旱、洪水和降雨的行为，比如半干旱地区进行农业灌溉，以及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比如修建防洪堤坝，“大多数适应措施都是零散的、小规模的、渐进的，对当前的影响和短期风险做出反应”。 

或许正因如此，《报告》在决策者摘要中用很长的篇幅探讨“适应限制”的问题，它将“适应限制”分为软限制和硬限制，以人类能否克服来进行区分：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修建防洪堤坝，这是人类可以克服的，属于软限制；海平面上升到防洪堤坝无法防御的高度，这是自然行为，人类无能为力，属于硬限制。软限制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既可能因为条件改善而被克服，也可能因为气候恶化而变成硬限制。

《报告》鼓励尝试“转型适应”，即改变系统基本属性的适应，尽力克服软限制并防止它变为硬限制，但《报告》里一幅全世界各地区不同系统的示意图中，显示没有一个地区达到了较高的“转型适应”效果。 

令人痛心的是，“适应不良”的情况已经开始显现，当适应关注单一部门、单一风险或优先考虑短期收益时，就会出现负面效果。“这次专门评估了不良适应——适应的目的意愿是好的，但其实可能会造成情况更糟的结果。”罗勇说。 

《报告》引用了一项发表于2019年的论文，分析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农民在大规模灌溉农业中出现的“适应不良”。结论称，大型灌溉掩盖了长期环境变化的影响，并淡化了替代发展和适应选项，而在气候变化和市场波动的背景下，它的效益是不均衡的，影响了农民的脆弱性，加深了现有的土地和水资源不平等。“我们认为，农业公共政策应该避免补贴和支持大规模灌溉，而应该专注于支持规模更小、更加多样化的农业系统。” 

刘俊国介绍，《报告》决策者摘要第一节是总体的介绍，第二节是观测和预测的气候变化影响，第三节讲的是气候变化的应对，即适应和减缓，其中减缓会留给第六份评估报告的第三部分专门讲，所以这里只涉及了适应，第四节就是IPCC给出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叫climate resilience development（CRD），翻译成中文是‘气候可恢复力的发展’”。 

气候可恢复力之前又被翻译成“气候韧性”，就是承受住可能发生的气候灾害并从中迅速恢复的能力。CRD是将气候适应措施及其有利条件与气候减缓措施相结合，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报告》的评估显示，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趋势并未对此有促进作用，未来全球CRD行动比以前评估的更为紧迫，如果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量不迅速下降，特别是如果短期内全球变暖超过1.5℃，CRD的前景将越来越有限。“CRD路径将是多个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行为者的许多决定和行动的结果。”刘俊国说。 

“这份最新报告正是让我们清醒面对现实的重要提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前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说，“科学研究结论和解决方案都很明确。塑造怎样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己。”■